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制品，主要用于塑料及涂料业，它的暴得大名，缘于乳制品业的检测方式。
人们很早就发现，食品的营养主要在于蛋白质，但蛋白质的含量很难检测，1883 年，丹麦化学家约翰 · 基耶达（Johan Kjeldahl，1849-1900，一译凯道尔）发明了通过检测氮含量来换算蛋白质含量的方法，后来被广泛应用，成为测定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经典方法，也被我国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》采纳，例如奶粉外包装标注的蛋白质含量，就是根据这种 " 凯氏定氮法 " 换算得来的。
后来，有人发现，只要加入一种名为 " 三聚氰胺 " 的化合物，就可以让氮含量得到大幅提升。因为通常情况下，牛乳的氮含量是 15.7%，大豆则为 16%，三聚氰胺的分子式为 C3H6N6，这 "C" 即氮，含三个氮原子，故三聚氰胺中的氮含量高达 66.7％。由于它呈白色晶体，几乎无味，添加后不易被发现，而 " 氮含量 " 增幅显著，所以被称作 " 蛋白精 "，又称为 " 蛋白粉 "，被广泛添加在饲料、奶粉、液态奶中，用来提高蛋白质的 " 检测值 "。
不幸的是，2008 年 9 月，媒体曝光了 " 三鹿牌 " 奶粉导致婴儿尿路结石事件，罪魁祸首便是其中添加的三聚氰胺。半年后，曾经在《福布斯》榜上高居中国乳品行业首位的三鹿集团轰然崩塌。余波所及，国产奶粉企业几无幸免，哀鸿遍野。
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条因果链：因蛋白质含量难以测定，启用了 " 定氮法 "；为应对 " 氮含量 " 检测，找到了 " 蛋白精 "，用其中富含的 " 氮原子 " 来来提升蛋白质的 " 氮含量 "，又因其副作用 " 东窗事发 "，导致整个行业一溃千里。
三聚氰胺这一页转眼就成为过去，其中的波折也大多被人淡忘。不过，回首一瞥，我们发现，当下学术领域的考核评估，似乎也有着当年的食品行业类似的境况。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高校在职称晋升时强调学术水平，但专业不同，难以评判，并有很大的 " 操作空间 "。例如某校有位年轻学者，多次申报副教授都未能通过院系评审，后来学校设立了一个直通车道，因为外审专家评价极高，被直接评为教授，——其实他当时已在如今的 " 一类刊物 " 上发表了十篇论文。若干年后，这位学者组建的二级学科在国内评估中位居第一。
或许是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，后来高校的考核普通采用一种较为 " 客观 " 的评价方式，那就是设定刊物级别，我们不妨称之为 " 定级法 "，也就是通过刊物级别来 " 换算 " 学术含量，级别越高，发表越难，意味着水平也就越高。所以只要统计一二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，就可以作出 " 客观 " 判断，而不必再 " 叨扰 " 业内专家。
刊物的 " 等级 " 就像 " 氮含量 " 那样一目了然，从而大大简化了程序，尤其适用于 " 量化管理 "，各院系只需要提供数据，校方便可轻松掌控全局，这也十分有利于校长的管理。于是，触目所见，便是围绕各种类别的考核，制订追赶目标，" 上下齐心，争创世界一流高校 "。
应当说，这种考核方式相对客观，并且十分高效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在 1990 年代的一段时间里，很多学者不写论文，不做学术，上课也只是敷衍，后来南方某大学校长提出，制定人事考核制度时要遵循一个原则——为中才立规矩 , 给天才留空间。
事实上，任何考核规则都会存在缺陷，因此通常宜粗不宜细。但由于考核过程中不断遇到复杂的事例，学者据此发出正当诉求，希望程序更加 " 科学 " 与 " 完善 "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正是这种 " 完善 " 措施，让规则日益细化，细化到几乎杜绝 " 操作空间 "，而这些繁复的规则，填不完的表格，触处皆存的障碍，让人不知所措，又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束缚。
现在，考核规则已经拓展到高校的各个领域，如学科评估、人才评定、专业排名、绩效考核、奖金分配等，并延伸到人才培养系统，如博士生毕业必须在 "C 刊 " 上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，学生评奖助金、国家奖学金，也以发表论文为第一条件。可以说，" 定级法 " 全面取代了专家的 " 主观意见 "，因为现在 " 专家 " 的意见也主要是依照 " 定级法 " 得出的。
曾有学者在参与本校确定 " 一类刊物 " 名录时，建议在公布时加一个说明：" 设定刊物级别，只是为了便于管理，并不是用刊物级别代替学术评价。" 就像在香烟盒印上 " 吸烟有害健康 " 那样。不过，这样的建议完全没有得到回应。
这种考核方式已经实施了二十多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人们念叨最多的便是刊物级别与论文数量，思考的是如何完成指标，而不是学术本身。由于实际考核具体而微，所以助长了学术功利性，引发了 " 浮躁 " 的心态。例如有学者连续多年在一二类刊物上发表论文，却不能说清楚自己到底对哪个领域作了推进，因为他们只是擅长寻找顶级刊物所需要的选题而已。许多的年轻人眼中只有 "C 刊 " 和 " 一类刊物 "，而不敢再谈论 " 神圣的学术 "。同时，由于人人争创 " 一类 "，学术上那些亟需推进但不在 " 检测范围 " 的基础工作，遂乏人问津。
这里，我们看到一条新的 " 因果链 "：因成果难以客观评价，于是采用 " 定级法 "，依据刊物 " 等级 " 来 " 换算 " 学术含量，催生出一批善用规则、能克难关的 " 名家 "。当人们借助 " 巧妙 " 应对而 " 高分过关 " 时，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学术上的 " 大头娃娃 "。
于是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在晋升职称时，在竞聘各级学术领军人才时，申请人的汇报，便是罗列刊物、著作、项目、奖项，展示一串串漂亮数据，唯独没有说到的，是他们的学术理念、主要创新与贡献、对推进学科发展的想法与担当。
当然，并非没有人看到其中的弊端，所以考评方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，例如有些学校改用 " 代表作制度 " 来取代级别等，但这最多只是让 " 级别 " 不够高的好论文能够进入考评视野，只要在一二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足，仍然是一票否决，所以实际上仍然难以摆脱以刊物级别定高下的 " 怪圈 "。
因此，从 " 定氮法 " 换算蛋白质含量，到 " 定级法 " 换算学术含量，本当是 " 得渔忘筌 "，结果却是得 " 筌 " 而忘 " 渔 "，满足了 " 标准 "，却失去了 " 初心 "。这样的状况，不禁令人担心：在将来的某一天，我们的学术是否也会滑落到与十几年前 " 三鹿牌 " 奶粉等国产乳制品业相同的境地？
黄仕忠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
发表于 2020-7-4 15:08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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